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扩散，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也不断深化，而危局之中韩国劳资双方仍各自固守“最低工资上调10%以上”和“降低最低工资”的立场，导致双方分歧严重，这也让最低工资问题成为新冠疫情下经济不景气局面中的又一重大变数。目前看来，劳资双方共同分担经济损失的可能性相对较低。韩国时隔22年再度尝试推动的“劳、资、政大妥协”协议在签署生效前15分钟因为劳动界的反对而最终搁浅。

　　7月1日上午，在韩国政府首尔办公楼举行的第四次最低工资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劳动界要求将明年的最低时薪标准比今年(8590韩元)上调16.4%至1万韩元。过去三年韩国的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幅度已达到33%，但劳动界依然要求明年进一步上调。

　　劳动界主张，只有将最低时薪上调至1万韩元，才能保障一个人最低的生活费支出。韩国工盟的劳动者委员(秘书长)李东浩(音)在当日的会议上对坚持将最低工资上调至1万韩元的理由解释道，“从明年起，最低工资的涵盖范围扩大、算法发生变化，会导致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上升率下降”。根据2018年修正的法律，从明年开始，公司发放的定期奖金和福利补贴将全额计入支付的最低工资范围。

　　相反，企业界则要求把最低时薪下调2.1%至8410韩元。因为在COVID-19疫情影响下，中小企业和小商户经营困难，需要降低人工成本。韩国经营者总协会强调，入不敷出的企业比例越来越多。据韩国央行统计，这一比例已经从2018年的31.3%上升至去年的34.1%。

　　在疫情影响下，预计这类企业的比例还会进一步增加。经营者总协会的用户委员(专务)柳基正表示，“为挽救企业、稳定就业，(确定明年最低工资上调比例时)必须考虑当前的经济情况”。

　　除最低工资谈判之外，劳资关系还遇到了其他危机。韩国政府当日召开劳、资、政三方代表会议，商议战胜COVID-19危机的办法。对于全国民主劳动工会总联盟(民主工盟)委员长金明焕(音)同意签订的协议方案，民主工盟内部表示激烈反对，认为协议方案中没有明确写入“禁止裁员”的内容。最终，由于民主工盟的缺席，当日签署协议的仪式宣告搁浅。据说一些强势的工会成员几乎软禁了金委员长。不少看法认为，民主工盟的这一行为过于自私，无助于分担经济不景气的痛苦、共克时艰。不愿公开姓名的一位商界相关人士说，“这份协议对企业来说也并不完全有利，但企业愿意通过这份协议，传达出劳资合作共同克服COVID-19疫情的信息”，“不料这份协议却最终搁浅，令人遗憾”。

　　劳资之间严重对立，受影响最大的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中央会智能就业本部长李泰喜(音)表示，“很多中小企业表示，最近企业经营难以维系，在这种时候讨论最低工资有什么意义”?

　　因上调最低工资而感到压力的不仅仅是企业主。半数以上工资水平较低的中小企业劳动者也希望冻结最低工资水平。

63%中小企业员工：应冻结最低工资水平，保持就业稳定

　　最低工资上调可能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就业岗位减少。中小企业中央会最近发布的“2021年中小企业劳动者关于最低工资的意见调查”结果显示，51.7%的中小企业员工认为明年应冻结最低工资水平。

　　另有5%认为明年应比今年下调最低工资，43.3%认为应当上调。尤其值得关注的是，63%的中小企业员工赞成劳、资、政三方协商制定在稳定雇佣前提下冻结最低工资水平的方案。

　　在COVID-19疫情影响下，各国的劳资双方都在加强合作，稳定就业岗位。拥有400万金属、电力领域劳动者会员的德国最大行业工会“金属工会(IG Metall)”协商决定将今年3月末到期的工资协议推迟至今年末，相当于冻结今年的工资水平。

　　韩国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以强势工会著称的现代汽车工会协商将一周工作时间延长至60小时，并暗示可能在下月举行的劳资协议中同意冻结工资水平。因为汽车行业受到了COVID-19疫情的直接打击。

　　釜山大学法学专业研究生院教授权赫表示，“(强势工会)如果像过去一样自顾自提出利己主张，在COVID-19危机局面下，很难得到国民的支持”，“劳资双方应暂时放下政策和理念上的争执，从客观经济情况出发，努力缩小双方的分歧”。